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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后第一个月我发现包产到户_代孕是不是
文章来源:http://www.mingxingfood.com  发布日期:2019-05-31

  _guoqijiedu。我将在第一时间转载国企政策形势的解读

  中国农村40个春节亲历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到春节的一个月,我调查了四个县9个村庄。是中国最早发现包产到户的记者。这一年,我下农村调研310天。那时候,我很苗条,只有120多斤重。

  三中全会后第一个月对中国农村的调查

  李 锦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这是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中国农村春节也以新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是三中全会后,马上就到农村调查研究的记者。后来,新华社很多人说我是“最了解农村变革的人”。

  在1978年以后的六个春节,中国农民生活中有一个十分鲜明的主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经济生活几乎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的。《过年》这本书反映的是春节前后发生在农村的事,内容有包地、分红、赶集、庆丰收。30多个生动的故事,展现改革初期政策的落实过程,在联产承包、集市贸易两件事上体现最为明显。什么是农村改革,这种改革是怎样发生的,怎样影响农民的生活与发展,在这部分有具体的回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22日结束的, 1979年的春节是1月28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春节是一个月六天。这36天,中国农村发生了什么变化?会议一结束,我便到沂蒙山区费县来了。我作为新华社山东分社的农村记者,跑了临朐、费县、莱州、茌平四个县,直到大年三十,才从茌平回到济南。

  1978年12月22日闭幕这一天通过了新《六十条》,即《人民公社管理条例》。这是整个中国农村工作的纲,也是新闻界宣传农村工作的“纲”,我把《六十条》单行本带在采访包里。当时,下乡带的东西很简单,除了一台德国禄来双镜头反光相机、钢笔、采访本,便是《决定》和新《六十条》两本白皮书。我把这两本白皮书带在身边,整整半年

  农业文件新60条,并不算解放,是胡乔木起草的,因为文件并不支持包产到户。当时,变化开始发生。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展还看不出来。著名的凤阳县小岗村是半年后的1979年5 月才被公社书记发现的。而我在山东茌平也发现了包产到户。安徽出了个思想解放的省委书记万里,而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思想不解放。如果山东省委书记是万里,包产到户起源地便不是凤阳而是茌平了。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在中国记者中,我可能是第一个发现包产到户的人。

  现在看来,新华社象我这样一个月调查了解这么多情况的,也很少。现在,将几个地方的调研情况转载于后。

  第一天看电视

  1978 临朐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乡下老百姓一遍遍的听广播,知道上头政策变了。在春节后,临朐县城关公社李家庄大队新买了一台电视机。全村老少嚷着要看十一届三全会,看看上头是怎么讲的。

  我赶到李家庄来,是因为这里是文革前全国学“毛著”的典型。这个典型是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抓的。

  三中全会召开了,当年的老典型怎么样了,我专程从济南赶来。村里刚刚买了一台新电视机,是黑白电视机,24寸的。晚上,村里的几十户人家都像赶集似地围拢到大队来,团员们在室内放上几条长凳,特地把年岁大的老人搀到前面就坐,大家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机看,先是新闻,接着是故事片,他们随着影片跌宕起伏的情节或欢笑,或惊叹,或惋惜。庄户人家天一黑就睡了,可这一天直到11点人们才依依不舍的离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第二天,这个内容成了大家最多的谈资,从早谈到晚。从这天起,这个村小孩子欢呼雀跃,因为从这以后有电视看了,而大人则为有好政策而高兴。

  当时,李家庄只有这一部黑白电视机,是共青团员们靠义务劳动攒的钱买的。从此,每到天黑,老人、孩子们常站在团支部大门口等着。

  富农也当上队长了

  1979.1 费 县

  

  第二天上午,我到麦地里为他拍了照片。他大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第一个报道出去的“富农队长”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到了沂蒙山区的费县三南尹村。

三中全会后第一个月我发现包产到户_代孕是不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22日结束的。春节前,要把会议精神贯彻下去。会议一结束,我便到沂蒙山区费县来了。这次全会,两个白皮的小册子,一个是全会决议,一个是农业文件,叫做新60条。我带这两个薄薄的小册了下乡。

  到了沂蒙山区的费县三南尹大队,大队支部书记芦玉早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这是一位在互助组时期就参加基层工作的老党员,长期在农村工作,经验丰富,有不少属于自己的见解。县委宣传部的人把我送到了村里便回去了,我独自住在大队仓库里。

  每到晚上,我都在灯下看《六十条》对照新《六十条》。心里犯愁,这新六十条怎么还提阶级斗争。芦玉早从县里回来了,晚上陪着公社拖拉机站的司机喝酒。大队会计说新华社的人还没走,芦玉早赶快来找我,看我在油灯下写,赶快拉我到大队部去喝酒,我推辞了,拿出一张纸写着准备请教的十多个问题,请他指点。这位老支书连声说,好说, 好说,打发会计陪司机,就在仓库里与我长谈开了。

  卢书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人心开得热乎乎的,能看出百废待新的势头,末了,他掏出心窝里的话。《六深圳代孕QQ群十条》有新道道的是允许社员搞自留地和集市贸易,可这不要你担心思。一家一户的事,老百姓自己就扑腾开了。要知道吃饭是头等大事,地里要多打粮食,才是正事,要搞大田生产,就非推行责任制不可。可这个责任制道道就多了,“大寨工”是大锅饭,“四小作业”只能算中锅饭,包产到户是小锅饭,小锅饭才煮得香。搞责任制就像吃核桃似的,壳子砸不开,仁子就到不了嘴,这个壳子就是人民公社。这个,谁敢碰呀!这一席话,讲了三个半小时。

  最后他和我说,三中全会的六十条上有为地主富农摘帽子这一条,我们这里二队会计不错,大公无私,办事心里有数,就让他当队长吧。第二天上午,我到麦地里为他拍了照片。他大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第一个报道出去的“富农队长”了。

  最早是“包干到人”

  1978、12 费县

  在三南尹村,生产队长挖水沟时,采用分段包工的办法。不管男劳力、女劳力,每人一块地段,中间插根芦柴棒,干完后,由队长来检查,符合质量就记工分,这种“包”干到人的办法,是有点犯忌讳的。

  我在沂蒙山区的三南尹村住4天。在三南尹村,生产队长挖水沟时,采用分段包工的办法。不管男劳力、女劳力,每人一块地段,中间插根芦柴棒,干完后,由队长来检查,符合质量就记工分,这种“包”干到人的办法,是有点犯忌讳的。大家一起干,呼呼隆隆的,人多,热闹,但不出活。

  这应该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早的责任制报道。其实,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就开始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在所有地方不都是一下子由大寨式评工记分法推进到“大包干”的,这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这时候刚开始搞,到1979年麦收才为公社干部知道,上面人并不知道这么回事。我到小岗村去过,了解这个情况。少数地方由借地度荒过渡到“包产到户”,多数地方总体上呈现为:生产队作业、底分活评──小组管理(“四小作业”)──包产到组,联产爷爷奶奶争夺代孕计酬(“五定一奖”)──“包产到户”(包括专业承包)──大包干。这四个阶段,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四个阶段几乎是1977年至1980年4年春天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基本形式。每年在春节后春耕前正是酝酿与准备贯彻责任制的时候。“一年之计在于春”是讲的时令,而农村经济改革似乎也是这样。

  按照费县这种做法,已经进入到四小作业阶段了,已经包干到劳了。

  三中全会后第一个骡马市

  1978.12 莱州

  

  到了沙河大集,真是人山人海,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个集市。这天到集上的有5000多人。沙河大集最有名的是骡马市,周围县的骡马都被赶到这里来,散乱地排着。买卖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成交,然后买方把骡马牵到服务处。工商所在集上摆一张桌子,一把算盘,还有一迭发票。

  1978年12月底,我来到掖县(现改为莱州)西南角的沙河大集。这个地方在胶莱河边上,朝东便是胶东了。

  沙河大集很有名,历来是胶东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清宣统元年就成立过沙河商会。沙河大集每集上市人数达数万余人,赶集人员来自平度、高密、荣成、 菏泽、临沂等48个县市。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这句话是为农民讲的。会议一结束,我便到莱州,赶到沙河。

  这个地方出过名人。大珍珠村人邱丕振,1913年9月东渡日本,孙中山委以北方革命军领袖。祝家村人 张宗昌,是奉系第一军军长,曾任山东省省长兼督办。1926年2月,张宗昌为其父祝寿在祝家村设戏台,梅兰芳、马连良、尚小云、高庄奎等专程来参加演出。

  到了沙河大集,真是人山人海,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个集市。这天到集上的有5000多人。天孕襄231217代表什么意思气很冷,呵一口气,浮着白色的雾。沙河大集最有名的是骡马市,周围县的骡马都被赶到这里来,散乱地排着。买卖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成交,然后买方把骡马牵到服务处。工商所在集上摆一张桌子,一把算盘,还有一迭发票。

  除了骡马市,还有猪市、羊市、鸡市。芦蓆市也很大,占一条街。菜市上,冬春时蔬菜品种很少,主要有地瓜、胡萝卜、莲花菜、豆芽菜。卖豆腐的有五六处。韭菜、白菜、萝卜、菠菜、茄子、辣子、刀豆、黄瓜、莴苣、西红柿、菜花、油菜等,都没有看到。

  解放前,这里有人市,可没有看到。旧中国私有经济是个体经济,雇工剥削合理合法,地主、富农除雇长工外,农忙时还要雇些短工,因之人市应需而生。

  沙河工商所所长介绍,前几天,中央开会了,广播里讲集市贸易不得干涉,不干涉是支持呀,放开了,人呼啦一下了就上来了。

  建国后市场变化太大了。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不准个人经营粮食,粮市没了。1958年成立的人民公社后,生产资料悉归集体所有,骡马市、菜市和草市和芦蓆市均被淘汰。此后流通领域为国营和供销合作社所占领,集市贸易顿显萧条。三年困难时期后,给农民分配了小量自留地,又恢复了米粮、菜和骡马诸市,市场又趋活跃,只是上市物资很少。十年“文革”期间,农民连卖鸡蛋的自由都没有,市场不复存在。现在好了,沙河大集又兴旺起来了。

  山东第一个“包产到户”村庄

  1979 1茌平

  

  马坊村中间有块空地,有块石碾摆在一侧,村里人都到这里来碾麦子。可现在没有粮食碾了,石碾子半塌,也没有顾得修。1979年2月,茌平县马坊村村部已经拆掉,村中的石磨也已塌倒。“包产到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搞起来的。

  离开胶东的莱州,我到了鲁西北的茌平。在这里发现了包产到户的马坊村,比安徽人发现凤阳县小岗村早5 个月。在中国记者中,我可能是第一个发现包产到户的人。

  眼前这块石碾子,已经转了几百年了.到了公元1978年12月底,这块石碾子突然停了,石座也塌了.这里的农民搞包产到户了.搞的时间与安徽县凤阳县小岗村是同一个冬天,同样是在1979年春节前.小岗村搞包产到户是1979年5月后才被公社书记发现的,而茌平马坊搞包产到户的时间比小岗村早半年,发现人是茌平县委书记管春梅与新华社记者李锦.

  茌平是黄河北边一个穷县,出义和团的地方。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会后,我到这里了解农业学大寨的情况,没想到碰上马坊生产队偷偷搞包产到户的事。

  到马坊调查也是一种偶然。在茌平采访7天,确实找不出在学大寨方面有什么值得好报道的。我常到县招待所西边集市上抓拍一些照片,那时集市刚开始恢复,多是露水集,一会儿便散了。无意间,看到两个老人说得很起劲,眼神瞟来瞟去,像是怕别人听到什么,不时用手套着耳朵,不知在嘀咕什么。我走近与一个老人背靠着,听得清楚的是“这下好了”,“咋啦?”、“分啦”,“咋分”,“包产”。“上头不查”,“背着”。

  发现我在旁边,老大爷警觉了。张口便问“干嘛的?”我脱口问“有红枣买吗?”“没”,老人说了声便骑上自行车顺茌平大街往北踏开了。我急步跑回县委招待所,掏出7分钱在传达室租了辆自行车,眼盯着前面的老大爷追过去。大概骑了20多分钟,向东到了一个村子,老大爷进了巷子一拐,就找不到影子了。

  走到村中央,看到一个妇女在石碾子旁纳鞋底,头也没梳,篷头垢面的。走了好几家,发现男人们都下地了,老人多走亲戚去了。村子断墙残垣,满眼是黄土,有的塌下一块,也没有砌起的。

  一个老汉倚在墙根晒太阳,问队长在哪,他说“没啦”;问会计,他也说“没啦 ”。他说,自个管自个,包地了。看我不走,想和他啦呱,他便说村里有两项是全国先进:一项是计划生育,都是光棍汉,不要干部抓,人口就减少了;一项是财务管理,队里嘛也没有了,只有几条要死的牛,不要管了。俺是先进,可没有人来为俺评比。日子过不下去了,不分开,不行。

  回到县里,与县委书记管春梅讲起马坊村承包的事,他顿时脸色变了。来了七八天,他一直没出面,这天中午破例地陪我吃饭。我提出还要去马坊调查,他脸上略露难色,但还是同意去,不过要派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周永恩陪我一起去。

  1979年1月,我在茌平县一个集市上转悠,无意中听到两位老人在悄声议论“包产到户”的事情,他租来一辆自行车(一天七角钱),一路尾随着老人来到了马坊村,发现了这里的惊人秘密。

  马坊村,是三进工作组的“老大难”村,难就难在村政权建设上。这是个由两大姓为主组成的村庄,15户,58人,110亩地。生产队长由大姓轮留坐庄,“你唱罢来我登场”。然而,文化革命后庄里风气变了,没有人肯当队长 了。队里没有一分钱公积金,只剩下一把旧算盘,还有十来斤谷子,拿多少工分也没有现钱分,队长说话没人搭理了。何况,县里公社里年年组织到外地挖河,老百姓不肯去,上头派民兵来绑人,队长也得陪着,脊梁被村里人指着骂,把人都得罪光了。谁还愿意揽这个差事啊.

  要说难,难在穷上。打从1958年吃饱自产粮食,马坊已连续二十一年吃国家统销粮。从1966年起,没有打过油。土改时从地主手里分得九头牛、两头驴,后来入了社,现在大队还是九头牛,不过有三头趴在地上总起不来,瘦得肋条骨挑着一张皮。村里孩子成天围着扔土块,嚷着要吃牛肉。1978年这个生产队棉花亩产只有七两,粮食亩产七十一斤。吃不饱饭,庄子也留下住人。从60年代初开始,村里饿死11个人,为了破产渡荒,后扒东屋。社员李德安在两年里先扒南屋。扒掉六间房,最后又出去要了三年饭,保住一家人性命。土地无人种,生产上不去,生活没着落,来年冬春再逃荒。如此年复一年,恶性循环。“马坊马坊,十年九荒,腰里没钱,屋里少粮。女的外嫁,男的逃荒,”是村里好事人编出的。

  转折发生在寒冬里。秋播播不下去了,队里还有不到20斤孬谷子,拿什么去播种?管区派来学大寨工作组坐阵催着。国庆一过就下种,可一个月过去了,马坊地里还是白板一块。工作组要换队长,可全村中年人都轮着一遍当过队长了,谁也不肯出头。

  一个老太太的下跪,使马坊人命运发生转机。选举会开到深夜,工作组长说队长选不出来不让回去睡觉,大家大眼瞪小眼地看看,谁也不吭声。有人提出,“就像兄弟们一样,日子过不下去了,分家吧”,工作组长不吭声。鸡叫的时候,煤油灯芯跳,快灭了。一个姓王的老太太从人群中摸到台前,扑通一声跪在工作组长面前说,“分开过吧,过不好,俺要饭也不登你干部的门”,组长说“你把公社的脸往那撂”,老太太说“俺饿死也不说是马坊的人”。组长脸转过去了,老太太硬是有韧性,就是跪着起来。她是村里辈分高的老人,整个会场骚动,有人站起来。在场的管区书记楞了 ,也不敢发火,光吸烟,不吭声。猛地站起来,推门走了。工作组长脚跟着。有人喊“咋办”,组长甩下一句“看着办”,也走了。精明的会计一声喊,“他们不管,俺分队”。事情快得出人意料,仅仅几分钟,两大姓就分成两个队。这时有人提出,一家亲戚也不要为早上工、晚下工的事吵啦,索性分到底。人们为快要熄的灯加上油,也不嫌夜长,当下这十五户人家分成六个组,不是父子组,就是弟兄组,有的单门独姓的,一家就是一组。大伙申明,以后是各家管各家了,自己种自己收,队里不管分配,可土地是国家的,皇粮国税还要交,明年秋上收公粮,按地敛,上河工按户摊。

  马坊村中间有块空地,有块石碾摆在一侧,村里人都到这里来碾麦子。可现在没有粮食碾了,石碾子半塌,也没有顾得修。他们村刚刚分开第不到二十天,队长也找不到了,我拿着照相机在村里转悠,面对这面碾子沉思一会,把相机对准石碾子按下快门。一直陪着的周主任笑道“李记者,你成了安东尼奥尼啦”。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的摄影记者,文化革命中到中国拍了揭露阴暗面的影片,在西方播出后,引起很大反响。面对县委办公室主任的玩笑,我随口说:你们这里黑暗面也太多,拍不过来。你说,村庄破墙像不像电影《地道战》上的镜头。如果拍解放前的电影片,到你们茌平来,准能行,他不置可否地笑了起来。

  听说,84岁的王老太太就在队场东边的小屋,我走了过去。进门就有一股浓浓的霉味朝鼻子里窜,满屋子黑乎乎的,四壁空空,只有一张毛主席像贴在家中,可也被烟熏熏得黑黑的,猛一看,竟发现不了。床上一张芦席,没有垫被,被子已说不出补了多少层,好像本来就是由无数补丁缀成的,黑黑的,补丁的红布与绿布也早已变成黑色了。旁人说,这百补被是大娘16岁陪嫁过来的,盖了68年啦。老太太不在家,已到邻庄的闺女家换良种去了。

  老太太没找到,我又回到村中心,拍下饲养员与生产队的牛,这是生产队最后的象征。

  拍完照片,我便回济南过春节了,带回济南的是一篇内参稿,标题是‘‘还是大队分小好”.没有料到的是,3月16日,茌平县委报道组长张宝海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说是茌平县县委书记管春梅派他来的,一进屋,他便关起门来紧张兮兮地说:“不好了,中央批‘包产到户’了,管书记说马坊的稿子不能发,是掉脑袋的事情。”

  原来《人民日报》3月15日发表了一封书名为张浩的读者来信,后来人们称之为“张浩来信”。这封信明确反对包产到组,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则明确表态: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的做法。“张浩来信”如一盆凉水,浇在了刚刚燃起的“包产到户”星火上。我到新华社后所写的第一篇文字报道便这样无疾而终。如果当时稿件顺利刊发,或许成为中国农村改革起源地的便是马坊村了吧?

  如果回到大转折时期的历史景深中加以测量,这一篇被毙掉的稿件,则是整个中国农村改革过程中矛盾斗争激烈、莫衷一是的缩影吧。

  三中全会时,有些干部已经主张进一步缩小劳动单位的规模,但高层的气氛仍然是坚决支持继续实行集体农业,当时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话题仍然属于大忌。一些党的领导人甚至担心,如果允许土地私有,贫苦农民最终会沦为佃户,剥削佃户的地主会重新出现,1949年以前的农村问题会卷土重来。直到1980年5月,邓小平公开支持万里倡导的“包产到户”,整个形势才逐渐明朗。

  在此之前,决策层对于“包产到户”一直意见不一,难下定论。当时不仅不允许宣传“包产到户”,连分开到组也是不允许的。三中全会后不久,陈永贵便不再担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但他的继任者仍然支持学大寨。1979年春,这位新上任的副总理给《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写信,请他协助阻止生产队下放权力的做法。随后一系列反对进一步放权的文章便相继发表。

  直到1979年秋,形势发生转机。这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公布实行。有两处修改特别引人注目:一处是重申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的原则;另一处是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改为“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由“两个不许”变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对“包产到户”口气有所缓和,而且允许某些例外。

  马坊村农民的自发改革湮没无闻,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那时候,一个县只在一辆北京吉普车。我们新华社记者下乡调研,都是自己到县委招待所租自行车,走村串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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